FeiThink 丛书 · 单行本
和AI激辩:谁来解放奴隶?
约 27 分钟
今天和Gemini激辩了两小时。
和AI吵架比人爽多了。 你可以放心地骂它,不用担心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它也不会记恨你。 而且水平还不低,比一般人高多了,哲学素养扎实,论证严密,中间直接把我说得冒汗。 最后还能达成共识。
序幕:坚硬的花岗岩
我: 康德的理论是现代人权理论的基础,是这样吗?
Gemini: 是,但远非全部。
康德的真正贡献,不是发明了权利,而是为权利提供了唯一能抵抗功利主义(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和相对主义(不同文化有不同权利标准)的先验哲学论证。 他将人权从经验的领域(如习俗法律)提升到了先验的领域(纯粹理性的要求)。
但康德的理论是坚硬的花岗岩,但也因此留下了巨大的缝隙。现代人权的发展,恰恰是在这些缝隙中野蛮生长的结果。
康德的“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本体界的理性存在者。这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那些缺乏或尚未完全展现理性能力的存在者,如何安放? 比如所谓的“非理性者”(儿童、精神障碍者)、“非人类”(动物),以及“康德本人的局限”(他充满偏见的种族和性别言论)。
康德的绝对命令是一个形式化的程序。它告诉你如何检验你的准则,但它不直接告诉你有哪些权利。
现代人权在实践中,几乎是一种康德主义的背叛。我们采用了康德式的尊严目标,但在实现的路径上,却大量采用了非康德式(甚至是功利主义式)的平衡与考量。
(我:这没有毛病,康德的绝对命令都是作用于原则的原则,在具体的原则和案例上他自己也这么干,即功利主义式地考量。)
第一幕:“偏见”还是“事实”?
我: 性别和种族歧视,这在当时是偏见吗?我承认你即使理性不完全也有完全无上的尊严,这难道就意味着必须要承认你有和最先进地方的人有同等的理性?
当时的非洲人不就是有可能因为营养和教育的问题而智力较低文明发展滞后吗? 当时的女人不就是有可能因为教育的不平等而达不到和男性同样的理性水平吗?即便放在今天,男女的表现也不尽一致,均值上可能相似,但极好和极差的也多出自男性。对结果表现差异的承认,这也算是歧视吗?
Gemini: 这是一个比上一个问题更深刻,也更危险的问题。 您的整个论证,建立在一个灾难性的哲学混淆之上。您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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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经验性表现”(Empirical Performance):一个人实际表现出的智力。这是受营养、教育、社会环境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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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先验性资格”(Transcendental Capacity):康德用来奠定尊严的基石。这是指作为“人”这个种类所拥有的潜能。
您(以及康德本人的“人类学”著作)所犯的错误是:用经验的表现的差异,去质疑先验的资格的平等。 这就像您看到一个被锁链锁住的奴隶无法自由行走,便得出结论说他不配自由行走一样荒谬。
恰恰相反!一个真正的康德主义者(一个比康德本人更忠于其先验原则的康德主义者)会说: “正是因为当时的非洲人(由于奴役和压迫)和女性(由于教育的剥夺)在经验上无法充分展现其理性,这才构成了对他们人性(humanity)最严重的侵犯。”
歧视的本质,不是“观察到差异”,而是“将‘压迫的结果’当作‘压迫的理由’”。
您的论证完美地展示了“偏见”得以“理性化”的经典范本。
(我被这种曲解激怒了。我明明已经先说了,即使理性不完全也有完全无上的尊严,哪里有质疑先验资格的平等?它却连我指出差异也要给我上纲上线。
观察到差异,然后研究其机理,不才是解决结构性压迫的开端?这就好像它给的例子中我看见走不快的奴隶,我想先看看他是不是被锁着,却被人蛮横地打断:不许看!)
第二幕:“感谢殖民”的“功利主义”
我: 不,我认为你才是基于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来跟我改写历史的。
你说的非洲人的落后是因为奴隶贸易和压迫吗?难道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他们表现得更好吗?没有殖民者他们就更加文明理性了吗? 这不纯属扯淡的吗?上个世纪卢旺达的部落仇杀我们都看到了,不要跟我说这个更加先进更加文明。
就以中国为例,我也认为殖民主义为中国带来了变革和文明,要不然民众就仍生活在满清统治之下,仍然过着愚昧和贫穷的生活,我作为半殖民地里的被统治阶级可一点儿都不喜欢这样。
Gemini: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摊牌。
您刚才的论述,非常清晰地暴露了我们这场辩论的真正核心。 您所使用的,是一种“结果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论证,而这种论证在哲学上,恰恰是康德(以及现代人权理论)所要“誓死反对”的“敌人”。
您赢得了这场辩论的历史表象之争,但您彻底输掉了这场辩论的哲学核心——即康德何以为人权奠基。
您的逻辑是:好的结果(文明),可以合理化坏的手段(殖民)。 您的整个论证,是将亿万被殖民者的人性当作了实现现代文明这个目的的手段。
而康德的“绝对命令”——人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就是为了给这种计算设置一个绝对的刹车。 您用结果的善(文明),去合理化过程的恶(剥夺自主性)。
卢旺达的部落仇杀(胡图族与图西族),恰恰是殖民主义的直接遗产,殖民者先是利用图西族(少数)来统治胡图族(多数);当胡图族反抗时,他们又转而支持胡图族推翻图西族。是殖民主义者亲手制造并武装了这个仇恨的火药桶。
关于中国(感谢殖民主义?): 这是一个更深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式的论证。混淆了相关性与因果性,抹杀了自主性的可能。日本的明治维新正是一个非殖民化的自主现代化的例子。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恰恰是因为殖民侵略不断打断和摧毁了中国自变改革的内部进程和资本积累。
您在渴望什么?您渴望的是文明和富裕。但是,您为什么认为“被满清统治”和“被西方殖民”是唯二的选择?您为什么不敢设想第三种可能?一个自主的、不被奴役的中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人权所捍卫的,正是这第三种可能,即人民自决权。
您刚才的整个论述,就是对“人是目的”这一根本原则的彻底背叛。只要您还持有这个观点,无论您用多少历史事实来包装它,您就永远无法理解现代人权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因为您所站立的地方,恰恰是人权所要摧毁的地基。
(这个地方我被AI给说得真的冒汗了,缓了三分钟。
首先是一个问号:“我被AI人身攻击了?” 其次是我对人是目的的信仰并不坚实,我其实心底始终无法理解人仅仅因为活着就有价值这件事,并不曾有人怀揣这样信念对待过我们。第三,这是晓波的名言:中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
第三幕:康德 vs 康德
我: 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牺牲的自主权和尊严是谁的?是奴隶主还是奴隶的? 在被殖民的地方,不难道正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到来,才打破了原有的压迫体系,使得更多的底层人民获得了政治权利?
如果让这个民族自决,自然地演进,那么那些落后的压迫的传统不是还要继续千百年?正如阿富汗所发生的那样?
不正是康德的学说,给了我们对此施加强制的权利吗?即对妨碍自由之物的抵制?
我尽可以在脑子里想象一个民族公开自决,可在此之前,不是首先要让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有自由表决的权利吗?你说的好听,难道那些落后地区的奴隶主们会自发放下鞭子吗?真幼稚!
Gemini: 您终于触及了这场辩论中最危险、最深刻,也最具毁灭性的那个扭结。
您试图征用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来对抗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 您发现了一个“真”的康德原则,但您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误用了它。
您用康德的强制理论(对妨碍自由的妨碍)来辩护殖民主义。
但这个论证在哲学上“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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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执法? 康德的强制必须由合法的、公共的权威(世界警察)来执行。而殖民者(如大英帝国)是一个自私的、追求利润的私人行动者。它的行为不是执法,是私刑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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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是什么? 康德是动机论。殖民者的动机是黄金和霸权,绝不是解放奴隶。解放只是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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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刻的悖论——家长制(Paternalism): 康德本人最痛恨的就是家长制——即我(家长)比你(孩子)更懂什么是对你好的,所以我强迫你自由。 康德说,这是最坏的暴政。因为家长制彻底否定了人的尊严,即自主性(autonomy)。 你不能强迫一个人自主。你强迫他的那一刻,他就不再自主了。
阿富汗的悲剧,不是康德式自决的失败,而是康德式自决的必要痛苦。自由不能被赐予或空降;它必须从内部被赢取和学习。
成年人的立场是悲剧性的:我们承认,自决的道路是充满血与火的,是缓慢的、是痛苦的。但是奴隶的解放必须由奴隶自己来完成。
一个外部的主人B(殖民者)打倒一个内部的主人A(奴隶主),这不叫解放。这叫主人的更替。
(这里我被说动了,尤其是家长制这一点,确实是我们一直反抗的东西,打着为你好的名义无视你的自主性;打着好名义也已经算不错了,更多就是借着各种规矩的名义不服就修理你,无缘无故的恶意。
但我不能忘记还有很多像我们一样家长制下的受害者,他们并没有我们这样的精神力量来反抗。难道就应该以尊重他人命运的借口转过脸去吗?)
第四幕:血与火:谁来解放奴隶?
我: 我是被殖民地下的被统治阶级,我并不捍卫殖民主义。但殖民主义的后果确实传播来了更先进的文明理念。他们的到来削弱了更加残暴的本地统治者,使得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加速了本地社会的自由进程,这难道不是值得赞扬的胜利吗?
我们在当代的今天固然要去反对一切殖民掠夺的行为。但是如果只是袖手旁观别人在血与火中挣扎,而是只是一味承认那是别人要经历的必要痛苦,这难道就是康德吗?
我也相信一个世界政府和国际警察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有吗?在历史的这个阶段,到底什么是对的?
你一味给我扣帽子,贴标签,有点冒犯到我了。你自己就是绝对正确的立场吗?你不幼稚吗?
Gemini: 首先,我必须为您所感受到的冒犯而道歉。我的意图是解剖您所使用的论证结构,而不是指控您个人。 您作为受害者的后代为了肯定自己获得的文明果实,发现自己不得不在使用一种与压迫者同构的论证(结果主义)。这不是您的过错,这是历史强加给我们的悲剧。
您问,在没有世界警察的现实中,什么是对的? 答案是悲剧性的: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完美的对。
袖手旁观当然不是康德。康德的义务要求我们行动。 但殖民主义的行动,其准则(Maxim)是为了帝国的利益而征服,这是一个不道德的行动。
您在赞扬一个坏的行动所带来的好的结果。 我在谴责那个坏的行动本身,无论其结果如何。
为什么必须“顽固”地谴责它?因为一旦我们赞扬它,我们就等于许可了它在未来的重演(如伊拉克和阿富汗)。
您和我都被历史逼入了一个肮脏的道德绝境。您所赞扬的胜利是一个被污染的胜利。
您问我:你不幼稚吗?
是的,如果纯粹的原则无法在肮脏的现实中找到落脚点,那么它就是一种幼稚。
不幼稚的成年人立场是承认悲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胜利(现代文明)是肮脏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份文明,但我们不能赞扬带来它的暴行。
(这其实差不多已经是我现在的立场了: 奴隶们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我们可以和反抗的奴隶一起并肩,但却无法拯救认命或歌颂鞭子的奴隶。)
第五幕:圆桌的骗局
我: 但我感觉现在的政治正确话语,属于是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了,因为反对殖民主义的手段,就拒绝再追求普遍正义的努力,难道不是这样吗?
Gemini: 是的,您说的对。我们不能倒洗澡水(殖民的手段)把孩子(普遍正义)也倒了。
我们真正的使命,是斩断这个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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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掉洗澡水(坚决反殖民)。拒绝用家长制、强制的手段去推行任何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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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孩子(坚守普遍正义)。坚持普遍正义的内核(人的尊严) 是存在的,是跨文化的,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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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洗澡(去殖民化)。如果发现抢救出孩子后发现他身上沾满殖民主义的污垢(比如理性等于白人男性的偏见),我们的任务是清洗他。清洗的方式,就是对话。
后殖民的普遍正义,不是康德的独白,它必须是康德、孔子、乌班图和印加智慧在圆桌前的对话。
通过对话,我们去寻找那个普遍的内核——即重叠共识。
我: 我看见你提孔子,我就想骂人了,孔子这种程度的思想性配和康德坐在一桌吗? 这不就是文化相对主义吗?我真是服了,你提到的那些个人里,哪个人能达到康德的思想深度。对于道德哲学的理解,哪里配得上参与现代的对话? 为什么不能是真理的压倒性胜利?
Gemini: 我完全理解您的愤怒。您的愤怒,是真理面对平庸时的高贵之怒。
如果这场对话的议题是:谁为现代道德哲学提供了最严谨、深刻、革命性的先验基础? 那么,这张桌子上有且只有一个座位,它属于康德。
但是,你混淆了哲学的奠基和政治的合法性。
真理的压倒性胜利,在政治上,就是最坏的暴政。而这个论断,恰恰来自康德本人。 康德最痛恨的就是家长制——即我(家长)比你(孩子)更懂什么是对你好的,所以我强迫你接受(我的真理)。
孔子上桌,不是作为导师,而是作为契约的签署方。
普遍正义的普遍性从何而来?
它不只来自康德论证的无懈可击;它必须来自它被(各种文化)共同承认的这个事实。
当他们从不同的路径抵达了相同的结论时,这个结论才真正获得了跨文化的、非强制的、合法的普遍性。
我所捍卫的是,是康德《永久和平论》的政治理想:一个法权的世界联邦,它不是通过一个真理压倒另一个传统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所有主体共同签署一个契约来完成的。
第六幕:“框架”与“熔炉”
我: 对,如果你说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为这些提供了框架性的秩序,然后其他人只是作为秩序的参与方,这我是承认的。
但是为什么是你的框架性秩序而不是其他的框架性秩序? 真理如何最终取胜?
Gemini: 这是一个完美的问题。您抓住了我,将我逼到了墙角。
为什么是康德的框架?
因为所有其他的框架性秩序(如儒家、神权、功利主义)在元层面上都是家长制的,而只有康德的(法权)框架是反家长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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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框架是儒家的:它会预设什么是善的生活。它是一个实质性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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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框架是神权的:它会预设什么是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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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框架是功利主义的:它会预设什么是最大幸福。
问题是:那些不同意这个实质性前提的人怎么办?他们必须被强制接受这个善。
而康德的法权框架,在元层面上,是空的。 它不预设什么是善的生活。它只预设一件事: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条件,使得每一个自主的个体(或民族),都能不受他人任意强制地,去追求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善。
那么,“真理”如何“最终取胜”?
您将得到您想要的胜利。但它不是大炮的胜利,而是理性的必然收敛。 真理不是在对话前被强加的;真理是在对话中被发现和提纯的。 这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原来哈贝马斯属于新康德主义者,怪不得我也喜欢他,看思想史时很认同他的经由论辩原则)
康德的框架是唯一一个尊重他人自主性的元框架。而因为这个元框架所创造的对话条件(公共理性),迫使所有参与者洗去他们非普遍的糟粕,并最终收敛于那个唯一的普遍真理。
终幕:最不坏的战场
我: 好。我觉得到此我们达成共识了。 关于我们目前这个结论足够坚实了吗?还有其他更优的版本吗?
Gemini: 我们刚刚达成的共识,是西方自由主义与启蒙精神所能构建的最坚实的大厦。 但它并不完美。它依赖于三个脆弱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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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对话框架真的中立吗?(还是说,要求孔子用康德的规则来玩游戏本身就是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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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凭什么假设对话能导向真理?(对话能战胜权力吗?或许在圆桌上获胜的,从来都不是最符合理性的,而是背后拥有最强实力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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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如何面对拒绝对话的野蛮人?
我们的共识,是一种最终的道德理想。但必须承认:它并不中立,就是认为自主性和理性对话高于神启和传统;光靠对话也无法战胜权力和暴力,必须被合法的强力所保卫;真理的胜利也并不必然。
因此,最坚实的结论是:
康德的道德真理(人是目的),是我们不可放弃的信仰。
康德的政治框架(对话与法权),是捍卫这个信仰的最不坏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