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iThink 丛书 · 单行本

【笔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约 17 分钟

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一番融合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


一、汉

他们将政府和皇室划分,将宰相和皇帝并列。
至少他们懂得皇权之外有相权,至少已懂得皇室之外有政府了。
再说到选举制度。至少他们已懂得政府用人该有一客观标准,不能全凭在上者之私心好恶。至少他们已懂得该项标准,不该是血统的亲疏,不该是势力的大小。亲的、贵的、强的、富的,都不够此标准,而采取一项以教育与智识与行政实习之成绩来定取舍进退之标准,而又懂得平均分配到全国各地区;这也不能不说是在当时已算合理化,已算开明与进步的了。
至于经济政策,一面主张轻徭薄赋,宽假平民;一面主张裁抑富厚,导致平等。这也不算得黑暗,不算得无理。
至于此后的演变,无论在政府组织上,无论在选举制度上,无论在经济政策上,都曾发生了毛病。皇室和政府的关系,终究发生了冲突;选举制度,到底造成门阀新贵族;经济制度、兵役制度都没有弄好,都出毛病了。
但我们不能因此一笔抹杀,说汉代并无制度,或说一切制度只是专制与黑暗。

选举制度

自从武帝以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
自此制度形成,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就全都变成郡国孝廉;而那些郡国孝廉,又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生补吏出身的。
这一制度,又由分区察举,演进到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那时是郡国满二十万户的得察举一孝廉。由是孝廉只成为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都失去了。
最后又由郡国察举之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这一制度,于是会合有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之四项手续而始达于完成。
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只许这些人跑上政治舞台,政府即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里。

中国政权,却因此开放给全国各地了。
从此以后,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人民之参加,不致偏荣偏枯。
因此中国政府,始终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跑进政府的希望。而且实际上,也是全国各地永远都有人跑进中央政府的。
又汉制郡县长官,例须避用本郡本县人。如是则中央政府既是绝对的代表全国性的,而地方政府却又竭力避免其陷于地方性。这样才可使大一统的局面,永远维持。而全国各地方声教相通,风气相移,却可使各地文化经济水平,永远走向融和,走向平均,不致隔绝,不致分离。
这一制度,自汉代起直至清代始终沿用。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里一最应着眼之点。


二、唐

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
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
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
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

1. 科举制度

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
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

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吏,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

2. 赋税制度

唐代租庸调制,大体比汉代额更轻,说得上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而且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使在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的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这是唐制较胜于汉制之所在。
唐代的租庸调制,可说结束了古代井田、均田一脉相传的经济传统;而两税制则开浚了此后自由经济之先河。
这一制度之变更,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更;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古今之变的一个至大项目。
两税制结束了历史上田赋制度之上半段,而以后也就只能沿着这个制度稍事修改,继续运用下去。这虽不能说是历史上之必然趋势,然而也实在有种种条件在引诱,在逼迫,而始形成此一大变动。


三、宋

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四、明

废止宰相

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
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事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它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利害。

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
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
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
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
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五、清

1. 部族政治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治而言;法术只是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

现在再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还是出于私的多?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制度的意义重?
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有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2. 三大自由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作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的三大自由了。中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
……
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制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六、总论

1. 全盘否定

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已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汉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

现在我们则对于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个理论来且试一下。这问题就大了。
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新理论,我们也高兴拿来随便试,随便用。今天中国的共产党,便是其最极端的例。

2. 平铺社会

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
当知只要有组织,便可有力量。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共产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来事,一罢工就可发生大影响。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中国近代社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人都是平铺的,散漫的。

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
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平等了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

我们的将来,要是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路,那末我们又如何来运用我们将来的新政,使社会再有一个新的共尊共信之点,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结呢?这又是今天政治上极重要的一件事。

FeiThink 丛书 · 单行本

下一册:关于人际的矛盾

想说点什么,给我写信

新书会送到这里

公众号 邮件 RSS

【笔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FeiThink 丛书
初版 2020.04.18

Fei Huang,在阿姆斯特丹书写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道德生活。